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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教授王德威:刘慈欣是惊喜 韩寒是一个类型

归档日期:06-12       文本归类:红唇族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如果中国正在崛起的话,应该不能再谈革命了,现在应该想礼乐的问题,我们需要把粗糙的东西变得光润,把热闹的喧哗的东西变得有审美意识一些”

  王德威,1954年生于台湾,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代表作包括《被压抑的现代性》、《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等。

  哈佛大学东亚系所在的两层暗红色楼房并不显眼,是门口的两座石狮子让它与周围建筑区别开来。从王德威的办公室出门向右走几步就是燕京图书馆,“这里查资料很方便。”1986年他刚到哈佛任助理教授时,办公室就在图书馆里面。

  1990年,受夏志清邀请,王德威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执教,15年后重返哈佛。当哈佛找到他的时候,他考虑的一个原因就是燕京图书馆的藏书。“当然,在百老汇边上住了这么久,也希望换一个安静点儿的地方。”他回到了波士顿。

  在哈佛广场的燕京饭店吃饭的时候,生于台湾的王德威说他的话里带有东北口音。“比如不说把灯关了,而是说,闭了。”他父母都是东北人,1949年后去了台湾。

  “他们没想到离开家就回不去了,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我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留在大陆,受了很多迫害,因为家庭背景,连小学都上不了。台湾也有,但台湾没有株连到这个程度。”这样的背景,让王德威在做学术时,会考虑同一时间节点上,华人世界各地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比方说,1956年,王德威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在大陆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一年,金庸在香港开始《书剑恩仇录》的写作。金庸所在的是报纸《新晚报》,《新晚报》在一个资本主义殖民社会里,为了延续左翼思想,需要迎合小市民的趣味,所以复活了鸳鸯蝴蝶派里重要的门类——武侠小说。于是找了一个开明的左翼年轻记者查良镛来写,没想到开启了华人世界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我们通常不会想到金庸的《书剑恩仇录》是跟左翼在海外打破冷战僵局的企图有关的。”

  1956年,夏济安在台湾办《文学杂志》。白先勇、李欧梵这批人开始被启发。而《文学杂志》继承的是朱光潜为代表的京派现代主义。“这根命脉很微妙地被一群到台湾的知识分子所延续。”

  由于台湾的戒严,王德威在台大外文系上学的时候,许多东西都看不了。台大对面的小书摊上,有各种各样的盗版书。“那些老板都很能干的,来自三山五岳,有一次,有位老板就告诉我说,这本书你应该看。我看了封面,都不知道什么东西,上面写着:边城。”

  当时王德威并不知道沈从文是谁。“我们的成长不是看鲁迅茅盾起来的,所以对五四的认识是徐志摩加朱自清而已。因为他们在1949年之前都死了,所以老师教起来特别安全。没读过鲁迅,原因是鲁迅当然是坏分子。沈从文也没听过,原因是他1949年之后没跑出来。”

  直到1970年代留学美国之后,王德威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缺失才得以补全。他对到美国之后看《围城》时的感受记得非常清楚。“从来没看过这么好看的书。”那天是感恩节,下着大雪,同屋要关灯睡觉,他就抱着书在会客室看。“太好看了,一夜还是两夜就全部看完。”

  金庸他也是在美国读的。“金庸的书在台湾是,因为他是。我在美国看了很多金庸,看到当时的英国文学什么课拿到一个烂分数,都忘掉了。”

  1980年代对于王德威的学术成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1986年,他回到美国,正是寻根先锋文学兴起的时候。他在哈佛招待的第一个客人是阿城,之后有刘心武、戴厚英、莫言、苏童、余华、王安忆等等。王德威觉得自己得力于那个时代,有种文学爆炸的感觉。而且他本身就有台湾文学的背景,这让他很早便放宽了自己的视野。

  王德威被认为是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里读作品读得最多的。“他们的新东西一出来,我就读,好像跟着他们一起成长似的。”

  他对当代文学评价很高。“当代文学非常有趣,如果真正从质和量来讲,早就超过五四了,当然,文学史不是这样看,你得放在那个语境下,文学发生的能量当然是五四时代大于今天。文学在1980年代的大陆有光环,现在回归基本面了。”

  王德威的一个重要学术观点是: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从“五四”以降,革命与启蒙在上百年时间里成为研究者谈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两根支柱。这也让他思考知识分子和政治应该有怎样的关系。王德威提到了萨义德和沈从文所代表的两种立场:“萨义德在学院里面,但又是真正从事他信仰的一些社会活动,或者政治运动,很多人把他当作典型来看待。这是时代的期许。另外一种是沈从文式的,他在1961年写的《抽象的抒情》那篇文章里讲,希望主政当局就把这些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话,当作是一种梦呓,不用当真的。”

  王德威会请华人世界里各种不同观点的人到哈佛来办讲座,左中右都有,有的观点他不同意,但他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一些老先生批评他太过于包容了,有的甚至直接打电话教训他。

  在海外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中,王德威被认为是他那一辈的领军人物。年过九十的夏志清对自己当年力荐的王德威非常欣赏,“他做了非常多事情。”就连夏志清90岁生日的聚会,也都是王德威主持操办的。

  “我非常敬佩王德威,他简直是上帝送来的礼物,我们这一行里,没有王德威和有王德威会差很多,他是牺牲小我的那种人。”耶鲁大学东亚系的孙康宜教授说。

  在王德威办公室门口等待采访他的时候,一群从华人世界来的学生在一旁的教室里热烈地讨论着关于中国的议题。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生则约王德威聊了很久。王德威常惊讶于时间流逝太快,当学生叫他“前辈”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做学生还是昨天的事儿。

  他现在关心的一个研究议题是“抒情传统”。李泽厚的“情本体”理论对他有很大的启发。他还记得,1982年,他从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博士毕业的时候,要回台湾,租住的公寓还没到期,需要转租出去。林毓生先生知道这件事后,跟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个访问学者。这个学者就是李泽厚。“李先生大概都忘了这件事,我还跟他说了一句话:我把电锅都给你了。那时候我多年轻啊,才二十多岁。”

  王德威:我的兴趣是在文学和历史的互动。我不断在问这个问题:文学真的是虚构的吗?历史是现实的各种事物和实际经验的累积吗?当文学跟历史碰撞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王德威:为什么要摆脱,文学本来就是从虚构的语境去涵纳包容生命里各种各样的事物。我觉得目前的一种做法是把文学和政治做太直接太密切的挂钩,其实这还是夏志清先生那一辈讲的 “感时忧国”的精神,再不客气一点,还是有某种程度的士大夫观念,就是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当然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有其必要性,但文学是不是完全跟政治有那么紧密的结合,我觉得不尽然。怎么样去掌握这之中的合纵连横的关系,我觉得这才是作为一个文学评论者其艺术和能量的展现。你完全把它落实到政治,那你干脆搞政治算了,何必在文学院里面呢,应该去参加政府建设、公动,这样讲好像有点刻薄,作为一个有公民意识的知识分子,你当然是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很多事情,但是你必须承认自己的局限。

  王德威:文学追根究底有个最基本问题,怎么去引起虚构性,怎么去面对虚构性?我想,做历史、做社会、做政治的人是不敢一开始就讲这个的。我们是做虚构性的,而且把它当一个问题来做,我们把虚构的问题嫁接到历史的经验和现实里面,投射到未来跟过去。

  虚构要有多大的能量才能把一个事情自圆其说,严丝合缝?你想,刘慈欣写《三体》是那么容易的吗?他让我为之一愣,花了六天六夜,目不转睛地看了他的3本小说,这里面有种力量在。

  “文学是在虚实之间的游走”听起来是句老话,但做起来仍然是有意义的。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你会发现文学是很重要的。我们最伟大的说故事者不是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吗?我给陈冠中的《盛世》写了一个很长的序,这个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写国家领导人怎么讲故事,讲故事讲得最好的就是国家领导人。

  王德威:现实有时候比虚构更匪夷所思,但我们还是放在虚构的架构中看现实才会有这样一个结论。你会说,怎么我们的想象力都被现实打败了?这一方面提醒了你怎么去看待现实,怎么在现实里面找寻出路。另一方面,这也提醒了专业虚构者,这些创作家、艺术家、电影工作者走得还不够远,跑得还不够快。

  1902年,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虚构了1962年的中国,小说写得好不好是一回事,但他愿意去投射,有这样一种愿景,想象世界博览会在中国怎么发生,它会振奋那个时代的读者和政治革命家。

  人物周刊:但即便是《三体》这样的科幻小说,也是基于中国现实,其生发的想象才能打动人。

  王德威:没错,《三体》非常现实。如果没有现实底线的话,那它无非就是胡言乱语。《狂人日记》为什么能在1918年打动那一代的青年呢?1908年,鲁迅希望有一种摩罗诗人出来,那么100年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想象虚构一个,我们今天的摩罗诗人在哪里呢?今天还需要那样的英雄吗?可能不需要,但我们需要另一种摩罗诗人。这对我们是一个很有力的启示。我跟学生也这样讲,念文学,付出是值得的。

  王德威:2000年,我正好休假回去投票。最后选出来的是。当时会很失望,但我告诉自己,这是民主的一课,结果就是这样,你难道不接受吗?

  等到4年之后再选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了,做得这么糟糕,怎么还选他呢,再选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你不是民粹吗?但这时候你必须要自我反省,我是不是因为自己背景的问题,还是输不起,还是你爱不爱台湾?原来很好的同事,有一天站在电梯里,突然觉得不能正眼看你,我也不能正眼看他,因为互相知道立场。那真是很震撼。

  后来我真的问自己,你爱不爱台湾?我也爱。这个“也爱”好像不对劲。我对台湾到底了解多少呢?我不讲台湾话,成长的环境让我没有学的机会。但会讲台湾话就代表爱台湾吗?我惟一的方式是回到本行。我做了一件事,编了《台湾:从文学看历史》。我的专业是再次唤起我们虚构的能量,再次告诉大家台湾有多少种可能。它的过去,不一定比我更了解。它的未来,不见得比我想象得更好。你说文学跟政治跟人生没有关系吗?太有关系了,我们当然是活在这个中间的。

  王德威:我以前很努力地读过《三重门》,还有《长安乱》,坦白讲,真的是觉得一般。但我看他的博客后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技巧的公共知识分子,专业不专业是另外一回事。他是一个敢于发声的人,同时也是很聪明的人,他不只是为民喉舌而已,同时也为自己喉舌,照顾了自己的这一面。Why not?这是一个有能量的文化人。他是不是一个好作家?要看我们自己对文学怎么定义。我相信他是有能量的,这么年轻。年轻都是好事嘛,我正在读戏剧剧场史,那些都是二十几岁的人啊,曹禺才几岁啊就写了《雷雨》,他又导戏又演戏的。

  我真心想讲的不是韩寒。我觉得他很能写,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他仍然符合了我预期中韩寒的样子,一个stereotype(类型)。

  人物周刊:人们经常说,好的作品能给人带来意外的感受,你的意思是说,韩寒并没有给你带来意外?

  王德威:我看韩寒的东西没有大惊喜,哪怕他多么能言善道,或者多么离经叛道。刘慈欣对我来说是个意外,我从来不知道大陆的科幻小说是这样的,所以他那个东西出来,会让你有种惊喜,噢,怎么会这样呢?

  第一次看阎连科的《坚硬如水》也有这样的感受,“文革”怎么可以这样写?他打翻了你很多约定俗成的观念。他的“文革体”简直是拍案叫绝啊,完全是用“文革”的书报体来写那个时代,他是在讽刺。

  像韩寒就有某种预期感,他果然就是这样,那也挺好的。我在给学生讲大众文化史时,结尾是韩寒和郭敬明。

  王德威:郭敬明?太可爱了吧,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就这么可爱下去,他走那个路线当然比韩寒小了,我就不晓得怎么讲。郭敬明现在就是个有才华的文学企业家。

  台湾也有“红唇族”,张曼娟那批美女作家,她们在1980年代经营得很好啊,到今天依然有大量的读者。她们不管自己年纪多大,读者的位置永远锁定在18岁到20岁,永远写这种。张曼娟有个集团,她有几个徒弟吧,大家一起来脑力激荡写东西,是个品牌。文学本来就是五花八门的,我不会说这是应该排除的。唱了半天高调又怎么样,大陆还有一批追随党政军的文学企业家呢,我们从来不看的,但是像过去的茅盾文学奖一开奖,他们总有几个人得奖就对了。

  王德威:我以一个海外学者的身份,面对中国讲文学现代性的两大旗帜,一个是启蒙,一个是革命,已经讲不过人家了。启蒙和革命讲了一百年,似乎也可以讲些别的。另一方面,“主体性”是前几年台湾和大陆都很流行的一个老词,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才流行。说到主体性,不能不联想到抒情传统所建构的主体问题。

  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一方面有中国古典的渊源,另一方面也有西方浪漫主义所带的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色彩。在中国的语境里,“抒情”这两个字不见得只是吟风弄月、伤春悲秋而已。第一个讲抒情的是屈原,他是在政治的语境里讲抒情的。20世纪,的诗词是不是抒情的呢?瞿秋白《多余的话》是不是抒情的呢?

  大概前些年,我看到李泽厚的一本书《情本体和新感性》。李泽厚在1950年代和朱光潜美学大辩论的时候,朱光潜谈抒情,李泽厚谈马克思,可是李泽厚几十年之后告诉我们“新感性”的必要。这个国家不能永远在革命,不能永远在启蒙。李泽厚后来更令人大开眼界,他干脆把“情”字拿出来——情本体。有了前辈的开路,我的问题也就可以往下接着讲了。

  最有趣的是,现在中国国内谁要问我这个问题,我就立刻回答会说,“和谐社会”这个词是不是抒情?非常抒情的。和谐社会就是个礼乐的社会嘛,礼教昌明,大家讲信修睦,这甚至是有儒家色彩的东西。

  我不是讲“抒情”,是讲“抒情传统”,我认为这个传统到了21世纪,如果中国正在崛起的话,应该不能再谈革命了,现在应该想礼乐的问题,我们需要把粗糙的东西变得光润,把热闹的喧哗的东西变得有审美意识一些。

  人物周刊:你正在给哈佛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以往的类似书籍会有怎样的不同?

  王德威:过去,在中国内地的话,哪个学校哪个教研室不得写本文学史,这是大家共同的目标,写的方式基本是大叙事。哈佛大学出版公司希望重新思考这个问题,采取了一个编年的方式,每一年的切入点是一个特定的时刻,比方说1919年5月3号,第二天什么事,第一天晚上什么事。然后切入的事件可以是历史上重要的“五四”运动,或者是一个完全私人的事件,或者是一部作品,各种可能性都有,它一下把历史是什么这个观念打散了。

  19世纪到21世纪,有晚清,有中华民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大概从1830年代开始写,一直写到韩寒的《独唱团》关门。但选这个时间点,要花很大的心力,然后让那个点发挥它最大的效应,比如韩寒,上过《时代》杂志封面,又做赛车选手,又做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博客,网上的文化,很多因素都凑在他这个点上出现。科幻小说这一块,也许我不选刘慈欣,也许我选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想象的事情在1962年没有发生,但在2010年发生了,世博会真的在中国举行了。未来和过去的撞击可以让我们对历史的定义产生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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